作者：孙晓红

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一个多变的时代，我们的命运多半是机会决定的。感谢母亲常常对我的提醒：“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”。1977年，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的那一年，由于当时政策的原因，我没有机会参加当年的高考。于是我在北京医学院（现北京大学医学部）的生物化学系做了一名技术员，同时也旁听了一些77和78两级的课程。

1981年，机会降临了。我被允许和当年的77级大学生一起参加了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两个月后，我被推选参加美国康奈尔大学吴瑞教授发起的中美联合招生项目CUSBEA（China-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）考试。我又拿起了书本。

当时在北京医学院的图书馆里只有一本美国生物化学权威Stryer教授写的 “Biochemistry” 。这本书只允许在图书馆里阅读，不能被拿出馆外。当时这本书的借书卡上轮流记着我和吴虹（第三届CUSBEA学生，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）的名字。虽然当时我的生物化学科目考试成绩还不错，但那时我对分子生物学一无所知。

非常幸运，机会又一次光顾了我，我通过了CUSBEA笔试，被选拔参加面试。当时面试我的是两个美国教授，一个是哈佛大学的Karnovsky教授，另一个是康奈尔大学的Moffat教授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外国人用英语对话，那时候和外国人说话常常会被认为是间谍。想像一下那个没有私人电话，没有email的年代，我们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大学打听面试的消息，在北大转了了一整天终于弄清了第二天的面试程序。回到家里从可数的两件衣服里挑出最好的，准备着第二天的面试。面试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。不用说，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，也是最紧张的一次面试。面试后，美国教授给我们每个人推荐了四个学校去申请。在哈佛、康奈尔、犹他、和另外一个大学中，我选择了康奈尔大学。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吴瑞教授就在康奈尔大学。如果我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遇到了困难，吴瑞教授会帮助我的。

1982年的秋天，我到了康奈尔大学。我在吴瑞教授的实验室渡过了我的第一个实验室轮转期（Rotation），其后，我选择了吴瑞教授做我的博士论文导师。那时，重组DAN技术还在它的摇篮期，吴瑞教授当时是DNA重组技术领域的开拓者，并且是第一个测定DNA序列的人。他运用primer-extension的方法，成功的测定了噬菌体的末端DNA。其后，他的方法被英国科学家Fred Sanger采纳并被进一步改进。Sanger最终以DNA测序技术荣获诺贝尔奖，其中也有吴瑞教授的重要贡献。

吴瑞教授实验室里开发的第一流的分子生物学技术，让我慢慢的进入了分子进化和基因调控的研究领域。在吴瑞实验室里一个最大的享受，就是每一个人都能自由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。记得在为吴瑞过70岁生日时，Jack Szostak（吴瑞的学生，2009诺贝尔奖获得者）也有同感。吴瑞，作为我们的启蒙导师，不仅在学术上给我们指导，也在我们的职业发展上，在我们的语言进步上，在我们的做人修养上，在生活小事上都给我们以最大的帮助。他甚至替我缴费学习驾车。我们实验室的人每一个节日都是在吴瑞家中渡过的。吴瑞先生的太太Christina为每一个节日都准备了丰盛可口的晚餐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当我自己建立了我自己的实验室，我也试图保持着这个传统，让实验室的每一个人体会到科研的趣味和同事的温暖。

吴瑞教授在三件事上对我的一生有重大的影响：第一件是他发起组织的CUSBEA项目，让我和许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有一个机会步入科学研究的殿堂；第二是他作为我的启蒙导师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和如何做科学；第三是当我毕业后选择博士后导师的时候，他建议并亲自打电话给麻省理工学院Whitehead研究所所长、著名教授、诺贝尔奖获得者Baltimore，让我去他的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。

在Whitehead的四年，是我一生中重要的四年，奠定了我后来的科学研究生涯。在Whitehead的四年，也让我和当时也在那里同一楼层的CUSBEA同学王小凡、俞强，楼上的吴虹、刘欣、廖沙美，以及街对面生物系的袁钧瑛、管俊林和徐明加强了学术上的交流和朋友间的友情。当时同期在Boston的还有在哈佛大学的傅向东、胡静珊、胡建祥、廖晓伶，骆利群，饶毅，吴茵，余国良，苏立山和马洪。我们经常在一起Party，讨论中国的科学和政治。那是一段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经历和时光。追寻科学和职业生涯让我们去到了美国的各个城市，科学和祖国又不断的把我们聚在一起。

作为第一批进入美国工作市场的中国学生，特别是女性，我们当时面对着极大的挑战。1991年，我在纽约大学医学院获得了助理教授的职位，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。几年后，由于厌倦纽约喧闹的都市生活，举家迁往了俄克拉荷马州。在俄克拉荷马医学研究院，我的实验室继续开展淋巴细胞分化机理的研究工作。现在，我已经成了那里的一名正教授和Myra and Lew Ward Chair。我同时也担任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客座教授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智慧的成熟，我越加珍惜CUSBEA，珍惜CUSBEA的经历和CUSBEA及其他同学。